文丨漫天雪

三中全会召开后，有关部门行动很快，按照决议中“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”的要求，先是对非洲33国等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单边零关税，然后是制造业负面清单的归零，以及医疗领域的对外开放：

对这些自主对外开放政策，必须点赞。它会有种种阻力、种种打折扣，但是毕竟是边际上的改善。

医疗领域这两个政策的亮点是：

1、海南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，实行的是真正的零关税。因为它免征的包括进口环节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。相比于对非洲33国实行零关税，但是却没有免进口环节增值税，是更大的改善。

文件中说，“自愿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的，可在办理减免税政策时提出申请”。咋一听很神奇，怎么还有企业“自愿”缴税吗？这是因为增值税实行的是上下游链条式管理，增值税税额=销项税额-进项税额，进项税是可以抵扣的，所以企业基于自己的销售状况和财务状况，在成本列支上，有一定的税收筹划空间。但不论怎样，国家最终不“吃亏”。增值税链条式管理，就是把所有企业变成国家的“义务"税收监管员。

重要的是要记住一条经济学定律：流转税无法向消费者转嫁，它是生产者承担的，并且只会不断向前转嫁，一直转嫁到原始生产要素，即土地所有人和劳动者头上。也就是，通过征收流转税，降低了土地所有人的收益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。当然，其间接的影响就是，由于生产缩减，供给减少价格上涨，消费者要支付更大的代价。但这跟消费者“承担”税负，是两个概念。

那么，减少进口环节税收，直接有利于外国生产者。但是同时就有利于本国进口者和消费者。你要打破国界线的概念，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大市场——市场经济本来就没有国界；或者，就把外国想象成中国的一个省。这时候，就相当于中国的某省是个“税收洼地”，由于它税收低，因此资本留在了生产领域，资本存量增加了，生产供给扩张了，因此有利于全国消费者。这就是“对一人减税，就是对所有人减税”的道理所在。

所以，对减税政策，开放政策，我们都支持。

2、这个政策的适用范围是：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。注意关键词：医疗旅游。

这是我们早就指出的，要把医疗做成一个产业，赚全世界的钱的思路。在中国现在的公立医疗体制下，由于引入了一些市场化因素，形成了相比于外国更加高效的医疗体制，加上中国的医护人员手术数量和医疗水平全球领先，已经吸引了很多海外华人和外国人到中国治疗。那么，如果推行市场化医疗，必将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、降低价格，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世界级的医疗旅游产业。到中国治病，顺便旅游一下；到中国旅游，顺便看个病，就会成为中国一个非常赚钱的产业，安排无数就业，创造海量财富，并且必将有利于国人自身看病。

能把“医疗旅游”写进文件里，说明有关部门是知道这一点的。现在，就看能不能突破利益的藩篱，并且抵抗民粹舆论的压力，坚定地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了。

3、当然就是在九省市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了，这个不用多说，开放，必然是好的。即便是那些“公有崇拜症”患者，那些“爱国者”，多一种选择的可能，总是好事。对于富裕群体，不想在公立医院人挤人，想多花点钱到外商独资医院享受vip服务，当然也是好事。

以上正确的改革措施，需要防范的，一是那些既得利益者。开放政策最大的反对者，就是那些低效的既得利益者，因为国外高效的竞争者将会让他们损失利益。他们没脸赤裸裸地说要维护自身利益，就会打出国家、民族、幼稚产业等等高尚的旗号。就像美国之所以对日本汽车实行进口配额、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，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冲突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一旦这样做，铁锈带的美国车企将被消费者淘汰。一个需要被保护照顾才能存活的企业，保护本身就是其应当灭亡的证据。

二要防范的就是民众的嫉妒心。一看外商独资医院条件好，自己既不想出钱又要享受好的医疗条件，并且打着公平的名义闹事。穷人需要明白的是，富人之所以富，是他服务消费者的结果；一种奢侈品和服务，总是由富有的人先享受，生产企业不断接收反馈，为了利润目标而不断研发、降低价格，最终辐射造福贫困人群。所以富人承担的是“小白鼠”的角色，只有让富人先行先试，穷人才会不断受益，家用电器、马桶、手机、汽车，走进寻常百姓家的过程，都是这样的。市场经济就是把奢侈品变成生活必需品的制度。

三要防范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基本都是社民主义者，都因自己的境遇有反资本主义的心态，也都有希望被人包养的想法。然后也基本上逃不出集体主义的框框。为了自己的声望和利益，会煽动民粹，会恐吓民众。

例如他们最爱说的就是，医疗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国家应当承担责任。医疗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能让外国人去办呢？这些外国人唯利是图，能把国人的血吸干。

然而国家承担责任的意思，就是李玲说的“改开前我们都是免费医疗”，就是朝鲜式的官办医疗，有病抓两颗止疼药，当然可以免费。

看病的评判标准应当是谁看得好，而不是看谁的国籍。要做心脏手术了，非得到工商局看一下这家医院的股权结构，或者医生的护照，那他应该转到精神病科先治疗一下。

至于“唯利是图”，追求利润没有任何错，知识分子也别装。利润机制才能实现消费者对生产者的“驯服”。谁要办医院，都不是傻子，也不像知识分子那样鼠目寸光。一座医院投资巨大，商誉是其生存的根本。没有人傻到投了几个亿，然后做一锤子买卖，那他就等着投资打水漂倒闭。商人是时间偏好低、注重长远利益的人，他们的投资行动本身，就证明了这一点。投资的含义就是，撙节开支，面向未来，舍弃眼前的蝇头小利，追求长远的更大利益。其办法就是以最好的服务和最低的价格服务好消费者。

知识分子可能还会在未来说，搞什么医疗旅游，让外国人挤占了我国的医疗资源。这就是连供需关系都不懂的傻子。一条街上大家都需要皮鞋，只会让我更好更快地得到皮鞋。

当然，这两项政策，按照有序开放——实际上就是慢慢来——的原则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就是：

首先，还是步子太小，范围太窄。

开放，永远是正确的，是符合经济学定律的。既然是正确的，那就力度要大，范围要广，一次性放开，扩大到全国，不要遮遮掩掩挤牙膏。

难道海南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是零关税，其他地方就要加征10%、20%吗？难道九省市可以办外商独资医院，其他地方就不行吗？这事情，认准的正确的事情，就要大胆干，彻底放开搞活。

必须搞一些“大动作”，才能在当前信心低迷和经济下行压力下，提升市场主体信心，为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；小打小闹的，大家就仍然信心不足，还要继续观望。经济是一切的基础，时间不等人。

当年深圳搞特区，放开搞活，几十年时间创造了经济“奇迹”——其实不是奇迹，就是市场规律如此。那么，把全国都搞成特区不就行了？一条经济学定律，在深圳适用，那么在哪儿都适用。深圳那么成功，那就让其他地方也实行深圳模式嘛，怕什么。

第二，既然外资都可以开医院了，不让内资开，没道理。

开放的含义之一，就是内外资同等待遇。都允许外资办医院了，那就更应该让内资也办医院。开放，既要对外开放，也要对内开放。

中国有14亿人，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2亿，有旺盛的医疗需求；中国人有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，着眼未来，储蓄率全球领先；40年改开，中国民间积累了雄厚的资本，完全可以投资医疗产业，满足消费者的迫切需求。

如果只开放外资医院，公立医院为了医保控费目标，就不断地降低服务质量，这时候，较为富有的人会去外资医院治病，享受较好的医疗服务，容易引发社会的嫉妒情绪。

因此必须通过开放内资办医院的方式，让各类民营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成长。在利润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下，民营医院就会不断提升质量、降低价格，即便全自费，也能把价格杀到比医保体系下自费部分更低的水平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满足各层次消费者需求，减少开放政策的阻力。

经济学关于干预主义，有三个分类：

一元干预是指不准一个人干某事，即限制他运用人身和财产的自由。比如计划经济时代，就是全面一元干预：养三只鸭子是资本主义，雇工超过八个人就是资本家，炒瓜子要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，出村子要开介绍信，只准我干不准你干，这就彻底杀死了经济活力。

二元干预就是强制交易，即征税、征收。

三元干预就是强迫或者禁止双方交换。价格管制就是这种，明明可以卖100，干预者非要让你卖80，你不愿意卖，就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要被罚，这就是强制交易，并宣布自愿交换为非法。

在这三种干预中，最狠的就是一元干预，它就是不让你干。因为征收税款，或者不让你以市场方式交换，虽然也非常糟糕，但是总比彻底不让干更不坏一点。

而不准民营资本办医院，就是一元干预，这是侵犯产权的，必将减少交换双方的满足。因此，必须开放国内民间资本办医院，平等开放，让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企业家才能，服务于消费者，这就是“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”

既然让人开，就大大方方让人开，不要设置各种苛刻的令人望尘莫及的事前审批条件。准入门槛的设置，实际上有利于大企业，不利于小企业，因此遏制竞争。因为大企业总是比小企业更有能力达成准入的条件。因此，垄断往往都是大企业游说、政策提升门槛搞出来的。

准入门槛的设置，必定是极其武断的，不断提高的准入门槛，只会有利于富裕人群，不利于贫困人群。因为它意味着成本提升、供给减少，价格提高。市场的门槛，应当是灵活多样，满足各层次需求的。并不是质量最高的就是最好的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才是好。

完全不必担心放开准入门槛了，一个傻子都去办医院了，一个兽医都会去开医院做脑外科手术了。他要开，也需要资本；他能开，消费者也得信。他不是傻子，消费者也不是傻子。市场，就是最好的监管；市场，就是最好的门槛——满足消费者需求这个门槛，你过不去，那就得倒闭。

最后，开放，是一个综合的工程，单打独斗不行。

既然是市场化的医疗，那就不能纳入医保体系。医保体系本身就是非市场化的。

一旦纳入医保，马上随之而来的就是消灭利润机制，控费，医疗质量的下降。一旦把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医保，那么这家民营医院，就变成了实质性的国企，只保留了私有名号，因为这时候它的消费者就从患者变成了政府（医保资金），那它就必须仰其鼻息而存活。这就失去了民间资本办医院的意义。

怎样降低患者的疾病支付风险呢？

通过商业保险。商业保险本质上也是再分配，但是与政府医保的本质区别是，它是自愿的分散承担风险的办法。为了保证患者在大病时没有支付上的后顾之忧，办法就是不断降低保费。

降低保费的办法，是让保险公司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保险精算，细分风险池，这是大幅度拓宽覆盖面，降低保费的根本办法。

例如，一个60岁的人，要参加商业医疗保险，当然应当比20岁的小伙子交的保费多，因为他的健康风险显然更大；一个有长期抽烟喝酒习惯的人，保费自然应该高于没有这些不良嗜好的人；一个极限运动员，当然要比文字工作者的保费高；一个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，同样要比没有的人高；驾车爱出事故的，就要比安全驾驶的人高。等等。

保险池越是分的细，越是能够降低价格，提高参与人数，最终让所有人受益。

当前商业保险之所以购买者寥寥，原因就在于对保险业实行的管制和干预，由此让风险低的人承担了过重的保费，将他们的财富转移给了风险高的人，从而减少了保险参保人数，减少了保费的总数额和保障水平。

例如美国基于变态的政治正确，把戒毒、配眼镜、治疗肥胖症和戴假发都纳入了保险偿付范围之中，这些东西明显不属于可保事项。这实际上就是在鼓励高风险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打击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，由此造成了保费居高不下，参保人数降低，而在医保大锅饭模式下，医疗费用又直线上升，两面夹击之下，没参保的人一次得病就会破产。

而国家强制医保制度，当然会对商业保险形成强大的挤出效应，导致参加商业保险的人数直线下降。因此，作为改革的配套政策，应当明确，凡是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人，不能再强制缴纳医保税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更多的人参加商业保险而不吃亏。要知道，北上广深的上班族们，平均交的社保已经1万多了，有这些钱，买什么商业保险都够了。

推进市场化改革，要在各环节减少干预，才能实现预期的效果。在一个环节放开，自然有一定的改善作用，但是其他领域干预不减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这时候，还会造成人们的误解：你看，这不是已经市场化了吗，不还是那个鬼样子吗？人们有所不知的是，那是市场化不彻底，上下游“肠梗阻”的结果。

（转自：奥派经济学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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